杨　曦（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

精英教育应“道法自然，顺势而为”

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或任何一个社会，人都有分类，更有分层，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

关于基础教育阶段是否需要精英教育这个话题，我首先作两个简单的比较：一是从历史的比较看精英教育。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就一直有“精英教育”之说。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其实是对来自于重点中学的划分问题。如果再追溯远点，从延安的保育院开始，就有了分层的精英教育。成都九中在“文革”前，收的基本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这些孩子与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的分层是明显存在、不能回避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加快培养人才，解决改革开放急需的人才问题，才延续下来的，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在这个历史阶段，重点中学所采取的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是一个很完整的逻辑，是对一段历史的肯定。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基础教育均衡化，在教育公平的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下，作了很多的调整，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主要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固化的做法上面，尤其是一些与学生成长规律相违背的教育措施的出现，确实是我们要检讨的。二是从国际的比较来看精英教育。英国在工业化之后出现了所谓的贵族教育和绅士教育，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贵族阶层之间的博弈。这种所谓的精英教育，既要有在现实生活中挣钱的本事，同时也要保存一种绅士的风度、价值观，尤其是骑士精神。这种精英学校是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先崛起的大国中出现的教育，后来传到了美国，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也有五十多所开展精英教育的高中，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美国的精英教育和英国绅士教育稍有区别。它更强调培养工商界、政界的领袖，跟英国传统贵族、绅士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他就是新贵，但仍然是这个社会顶尖的人才，包括常春藤学校。按照已有的2015年数据分析，进入常春藤学校的比较稳定的家族就有108个，他们的子女毕业后与普通的平民子弟毕业后不可能有交集，也就是说这个精英教育，完全是社会的分层。

基础教育阶段是否实行精英教育？我的观点是应该“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要正视社会需求。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阶层。列宁在革命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一百万的贵族可以保证沙皇的集权统治，一百万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可以捍卫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所以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领导阶层、精英阶层，既是客观需要也是客观存在。

我非常同意文川兄的见解，就是培养精英，要注重精英有一个发展、成长的阶段，不能等到考上清华、北大之后才去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要正视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注重甚至是去构建一个精英教育的体系。在精英教育体系的构建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避免功利性。刚刚我讲到英国是一个精英比较固化的阶层，虽然说也有个别子弟突破阶层的壁垒，但是希望非常渺茫。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不应该走那一条老路。所以说，如果中国办伊顿公学模式的精英教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赞成的是一种基于公平选拔的精英教育，就是说我们从教育人、培养人的角度出发，来选拔这种精英，而不是说看他的出身、身份，甚至住的社区，而是根据他个人的潜力、学业成绩，通过公平选拔，以精英而育之。二是在精英培养的内容设置上，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适应国际化和信息互联网时代的需求。比如美国的西温格纹高中，是一个精英高中，它很注重开放自己的课程，请教育专家、大学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家长一起来学校为不同阶段的学生设计课程。澳大利亚四年级之前确实不用交作业，但学生要交作品，就是一幅涂鸦、一个小制作、一个小的程序都可以，不拘一格的。但是要鼓励学生去学习、创造。所以这个内容一定要具有开放性，而不是说看到大学要考什么才去教什么。

关于精英教育，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例子，其实在民国时期我们很多教育家进行了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探索，他们在初中阶段就开始提供学生或者社会需求的教育。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尽管还没有读到大学，但最后他依然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