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与教学研究》2016年编委会暨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大学召开。教育部、四川省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兰州大学、江苏大学、河北大学、扬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华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成都大学等众多高校以及成都七中、成都市龙泉中学等部分知名中小学90余位编委和专家学者参会。在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教育名家们就 “最新研究成果、现代教育疑难诊断、需要关注的未来发展方向”报告交流。近期将推出这些教育名家报告观点，传递他们教育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中国知名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四川省人才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教育学会秘书长，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纪大海研究员在会上交流发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关系层面予以解读，典型性地表现为：义利观——以义取利，义利统一；荣辱观——崇荣守辱，知耻而为；忠孝观——忠孝两全，忠为大孝；情法观——法不容情，法亦有情；人我观——内圣外王，推己及人。

以下为当天学术报告实录整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概念层面对12对概念的内涵予以解释，更需要从关系层面予以解读。关系层面解释更切合人们当下关心，唤醒人们认识热情，对应现实问题思考。基于核心价值观概念表述，关系层面核心价值观典型性地表现为：义利观、荣辱观、忠孝观、情法观和人我观。

一、义利观——以义取利，义利统一

“义”与“利”之辩一直存续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从早期儒道之说到今人义利评说无不纠缠于此。早期儒家义利观矛盾：一方面认为“生财有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等等之说；另一方面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儒阶层特别推崇“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道家彻头彻尾主张绝仁去义、贬义去利。后期儒者辩证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历史上生生不息的义利之辩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延续着：一方面，人们群情激奋地批判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另一方面，不少劳动者却是多劳少得甚至劳而不得，他们的起码诉求往往被指责为拜金主义，或被批判为道德问题、思想问题。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是义利观的唯一评价尺度，“劳动”就是“道”，劳而所获就是“取之有道”，不劳而获就是“取之无道”。社会成员精气神的现实是：“集体性失热，集体性失情，集体性失劲”。这种现象与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有着绝大的关系。新形式的“剥削”在冠冕堂皇的道德声讨中大行其道。这值得警觉和反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突出以义取利、谋财有道、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正确义利观教育。“财商教育”、“劳动教育”势在必行。这类教育旨在让人们懂得并体悟到金钱与劳动的关系、谋利的基本道德准则、“挣钱”与“惜钱”的同等意义、“零花钱”和“压岁钱”的劳动价值，等等。青少年财富观的扭曲已然成为被遗忘的教育板块，而这事实上铸成了青少年成长的另一种重大隐患。

二、荣辱观——崇荣守辱，知耻而为

儒家：褒荣扬耻。主张“人不可以无耻”，强调人的尚贤之心和羞耻之心。管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耻不从枉”，“不从枉则邪事不生”。道家：知荣守辱，重辱轻荣。儒道诸家都认可荣辱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适性价值取向，认可荣与辱对立统一，相辅相成，耻为荣根，知耻而后荣。儒家把“仁”设定为荣辱的基本评价标准，“仁则荣，不仁则辱”，人若无荣无耻，则不复为人。道家则把“辱”视为“荣”的标准和底线。

当下人们荣辱观的淡漠和销蚀极为显明。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美丑混淆，不以耻为羞，不以誉为荣，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荣誉被妖魔化、丑恶化，常常受到无端攻击和嘲弄；耻辱反倒每每受到褒扬和讴歌。“新生代”都在讲一个假设：如果被俘受刑，是否投降？回答是：“我肯定投降，不会硬挺经受酷刑折磨”。这里产生这样一个追问：现代人还要不要做人的标准和底线？人的标准就是人格，所谓人格，即是做人的起码资格。现代人的异化其实就是人格的异化，就是人的标准的沦丧和被剥夺。没有人格尊严，何谈人？

荣辱观的培育直接关乎人格教育。人格教育无疑包含道德人格、荣誉感、羞耻心、批判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气节和正义感的培养尤为紧要，这是因为当下社会人的气节和正气丢失严重。重新唤醒知识分子的气节人格，理当成为时代课题。人格教育应成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忠孝观——忠孝两全，忠为大孝

“忠”与“孝”是两个深植民族灵魂的概念和意识，历史的任何风雨都无法洗刷掉这两个意识烙印。所谓忠，即是忠正诚厚、忠国忠事，爱国是其核心意蕴；所谓孝，即“善事父母”，孝亲敬老是其核心意蕴。常言讲忠孝不能两全，从学理和事实看，“忠”与“孝”恰好就有内在的两全关系：爱国者孝子居多，孝子多为爱国者。

儒家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如果把这句话中的“事君”放大理解为“忠国”，那么，人从孝亲开始，必然上升为忠国，最后成就个人的辉煌人生。孝亲爱国是国人家国情怀的典型标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主要指特殊时期爱国与孝亲不能两相兼顾时，必须作出的为国舍亲的选择。为国舍亲，虽失亲情小孝，却行民族大孝。这是国人都应有的大义。

现实问题是：青少年孝心与亲情缺失情状一直处于下行趋势，未有止跌回升的迹象，随之也带来新生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淡漠。有鉴于此，“忠育”与“孝育”可以有机并联开展。“忠育”包括忠国、忠事、忠学；“孝育”包括孝亲、孝人、立身。二者在内涵上可以对接。忠孝教育可以围绕“孝育”演绎放大开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彰显忠孝意识和品行。

四、情法观——法不容情，法亦有情

“法”与“情”最能体现古今国人的价值观悖论。人们似乎都以为中国历史就是有权无法、有情无法的历史，是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的历史。其实，在权与情充斥的社会中，法治理性从未消亡，法理话语既有地位也有市场。诸如“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等等法治话语可谓流传千古。

所谓法不容情，是指法拒绝私情，拒绝违反原则和法规之情，而非排斥人性之情、人道之情，故法亦有情。

“法”是冷的，“情”是热的，“冷热”不均是无法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的。

现代中国需要强化国民法规意识培育和法治社会建构。据调查，社会法规意识普遍较弱，青少年法规意识尤其淡漠。例：58%受访者不知道“偷盗”是违法犯罪行为，63%受访者不知道偷拆他人信件是违法等。青少年法规意识教育应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国民中开展“规则教育”势在必行。青少年规则教育可从身边的过马路、上下楼道、参加聚会、参与公共活动等生活细节做起，这种实践性、批判性和感悟性的教育活动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五、人我观——内圣外王，推己及人

人我观是国人或许也是全人类最具哲学意蕴的价值观。人我观非广义理解中的人天观（“我与它”），而是严格意义的人际观，即是关于“我与你”、“人与人”的基本看法。

儒家人我观：由内而外、由己及人。对于“己”的要求，儒家提倡诸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内省”、“君子求诸己”等等。对于“人”的要求，儒家倡导仁爱之心，宽以待人，行忠恕之道，施恻隐之心和辞让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

马克思主义人我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又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一些西方思想流派一直指责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人类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学说，就比西方哲学流派关于人的理论高明。

现代社会过度张扬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使“我”的发展变得十分畸形，以至于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私自利人际境遇之中。上世纪中后期我国曾流行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这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强调“我”要先为“人人”，然后才是“人人”为“我”。上世纪80年代这句口号变成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开始从“我为”颠倒成“为我”。现今更是演变为完全为己，连“客观为别人”也认为是多余的。人际意识发生颠覆性倒转。

时代需要“他人意识培育”。“他人意识培育”旨在于培养个我对社会、对他人关照的自觉意识，把心中空间留一份给自己，留一份给他人，留一份给社会，遇事替社会和他人着想，养成换位思考习惯。“他人意识培育”重在“同情心”培育，同情心与他人意识呈正相关，前者高后者强，前者低后者弱。心中有他人，社会便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