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凤(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硕导，河北大学校级督学)

以持续改进精神推进“双一流”建设

自2015年“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磅政策出台以来，一场大学教育改革大讨论的热潮就被全面引发。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被广泛热切表达，高等教育投资也实实在在地大幅增加。面对前所未有的全民关注热情与支持力度，我国大学发展确实到了一个拐点式的紧要关头。面对“‘双一流’建设是用钱‘砸’出来的吗”这样一个命题，确实需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当教育之理越辩越明时，依据其理所采取的教育行动才有可能更加有效。下面谈谈自己对这个命题的三点认识，不揣陋见，求教方家。

（一）“双一流”建设不能成为一场目标达成运动

“砸”这个词最有中国文化特点。在词典中，“砸”的释义之一就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大量投入金钱等资源”。“砸”字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外在目标导向，不能不说这暗合了我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东西。但是世界经验提醒我们，一流大学的形成是一个较长过程性的累积与积淀过程。国外文献中体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12个基准要素中的确有“足够的设备和资金”这一项，但仅有此项是形不成一流大学的。高水平的教员、学术自由和学术氛围、自主权、多样化、国际化、民主领导、高质量的本科学生、有效的图书馆利用、教学质量、与社会与社区需要之间的联系、校内合作（商筱辉、姜金秋发表于《中国高校科技》2017年21期《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本质与建设路径》），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准要素，很明显这些要素仅靠“砸钱”是砸不出来的。因此如果一流大学建设呼于此且停于此，那么以外在目标为导向的建设运动极有可能达不到人们热忱期望的预设目标。

（二）“双一流”建设应该成为大学持续改进的发端

如果去除了目标导向的功利心理，就要回归到对一流大学本质目标这一问题的思考上。一流大学的本质目标是什么？乃是顶级质量的人才培养。这个本质目标的实现不靠运动、不靠项目，而是一个需要大学持续改进的过程性存在，这个过程是大学不断提升与发展的过程。那么，一流大学是什么？国内一直强调“非大楼，而大师也”，这一观点虽共识性很高，但并不全面，一流大学实乃是大楼与大师的充分结合体。大楼乃指基础办学条件，大师则体现了育人的核心精神。两者并行不悖且需同步发展，合一甚好。而合一的中心便是以学生为本，以服务学生发展为本。抓住了这个“本”，发展了这个“本”，一流大学才会稳固地“成长”出来，并持续发展下去。否则，无论建多少豪华大楼，无论引进多少“大师”，都只是堆砌而已，形不成“生长”的整体效应。一份报告显示，2006年哈佛商学院募捐到6亿美元后，这笔钱的去向是： 11 400万花在学生奖学金上，10 020万花在教授雇佣上，12 530万用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12 750万用于全球性研究与国际交流，8 570万用于校园整修，6 000万作为机动基金。如此循环反复，不仅打造了学生对母校的热爱与回馈，更托起了学校的盛誉地位。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告诉我们：用钱就要围绕着促进学生发展这一中心来用。如果我们的大学对待学生真的“像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体贴备至”，何愁一流大学建不成。终究，大楼还是要盖的，因为基础办学条件太差的话，不足以让学生享受自由而美好的学习，但盖的大楼是为谁服务的、是怎样提供服务的这很重要；大师也是要有的，但不能光盯着外来的引，更要关心本土教师的成长，培养本土教师的教育忠诚感与人才培养责任感。所以，如果非要用“砸”来表示“双一流”建设的决心，那接下来需要彻底思考的是“砸向哪里”以及“怎样砸”。

（三）“双一流”建设中应坚持的具体导向

1. 能重视教与学的学术

这是大学教育是否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直接体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博耶（E.L.Boyer）提出“教学学术”思想，2000年舒尔曼（Shuman l.）提出“教与学学术”，倡导大学应努力促使教学成为教师学术发展与学生学习的共同财富。从此意义上讲，帮助教师发展教与学学术水平，提高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质量，对于“双一流”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澳大利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经验之一就是“重点倾斜，推动教学量质同升”，为此2010-2015年间八校联盟中的六所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的教学指标中教学得分都有大幅升高，尤其是排名最前的墨尔本大学把教学作为科研和知识转化的前提来重点强调，并实施“教学指导九原则”和“墨尔本模式”，提升学生求学体验和教育教学质量（郭宝宇等发表于《现代教育论丛》2017年1期《澳大利亚的一流大学建设》）。提高教与学的学术水平，就是要关心教师教学之所需，关心学生学习之所求，对教与学方面的需求要反应迅速，并提供最大化的实际支持与服务。

2. 能勇敢打破体制之困，并建立起一流保障机制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实质上就是我国大学要争创、争塑、争现的一流大学之魂。一味瞄准哈佛、剑桥并以其作为模板，是很难塑造自身之魂的，有学者戏称这是“傍大款”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很难走到世界顶尖去。那么，桎梏我国大学灵魂的关键点在哪里？直接的关键点就在于体制之困，在于以学术自由、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真正确立，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尚未真正理顺。大学身份的固化、政府经费分配方式的粗化、大学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同质化、人才培养的急功近利等都成为我国大学走向一流的制约因素。基于此，政府投入与公平配置的机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同治理机制、分类评价与第三方学术评估机制、师资本土培养与外来引进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建设与完善。如果未来时期国家和各高校有勇气在这方面突破并重建，那么可以相信，“服务型的政府，有脊梁的大学，有力量的联盟”（引自：吴康宁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8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三个前提性条件》一文），这三个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前提性条件的实现过程，也必将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催生过程。

3. 能真正回归大学精神并塑造大学自我文化

大学不仅是高深学问的研究场所，还是以传承、传播与创新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为己任的文化组织，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精神体现为人文与科学精神，以知识创新为己任，以对真理的自由追求作为动力，以引领社会发展为责任。无此担当的大学不能称之为现代大学。但每一所大学在承担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必须通过自我文化的塑造展现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国内有学者研究指出，“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大学自我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我国大学的“双一流”也必然是“大学自我文化特色的双一流”（引自：田联进发表于《教育与教学研究》2016年11期《“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大学文化空间逆造》一文）。因此，寻找、发现、创造、历练并形成独特的自我文化是我国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功课。

归根结底，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就是要从真正注重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做起，并保持大学改进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流大学国际指标很重要，但不能唯指标目标论。每所大学应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把办学热情与办学理性真正结合在一起，从大学建设的顶层设计理念出发，以自我文化塑造为抓手，建立科学的系统化管理制度，大力完善运行机制，走出各具特色的双一流大学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