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双一流”建设关键在教学和科研

(一)

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要求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步伐，并制订相应的实施办法，充分体现出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了“双一流”建设的强烈意志和巨大紧迫感，但是也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双一流”，必须遵循教学和科研的基本规律。

多年前曾有中国记者向美国一名牌大学的校长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流大学，该校长的回答耐人寻味：不清楚如何才能办一流大学，但知道如何做肯定成不了一流大学，包括行政过度干涉正常的教学与科研、未能给师生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等。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各式各样，在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专科大学、职业类大学、社区大学等不同的大学类别中，都会有“一流”的大学，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自然发展轨迹和必要过程，几乎没有在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就能通过一校包打天下的案例。

大学的类型虽有差别，但其基本功能是大体相同的，都要兼及教学、科研和服务，只不过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上述三类功能的具体侧重、相关内容与育人类型会有差别。目前，在中国的高教体系中，只有综合性或研究型的大学似乎才找到了自我，而其他类型的高校都因迷失自我而感到困惑，因为，我们确定的一流大学的标准只是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对象的，完全忽略了“高等教育的正常‘生态’需要不同类型的高校共同营造，中国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需要不同类别的高校进行培养”这一基本常识。为此，应建立高校分类指导的发展性指标，而不是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来搅乱高等教育生态的正常秩序。而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的高校以及高教的管理机构，还缺少基本的认识和建设。

在高校的常态发展中，除了“服务”功能具有复杂的外部性和拓展性之外，其余两类功能——教学和科研都具有明显的内部性和基础性。也就是说，所谓的“双一流”建设和提升高校为社会服务的质量，都必须以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为重要基础，而在当下的中国高校中，经费的提供和设施的建设似乎都不是最大的困难，而影响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主要障碍就在如何教学和科研方面。

(二)

高校的教学应是高校的看家本领，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但是在近年来，高校的教学出现了许多乱象，也使高校的从业者和管理者越来越无奈和困惑。比如早有批评认为，高校的教学难以与高中的教学相区别，从大学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的方式多是被动地听教师讲授，缺少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与热情。在教学管理和评价方面，除了加强考试和降低通过率和毕业率，做一些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表面文章，人为地拉长和占满学生的学习时间，僵化地安排过多的“大通识”而挤掉了必要的“小通识”和专业化训练外，只有少数高校在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法探索方面给予了起码的重视。

直至今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著述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相关的教学改革和制度完善却罕有货真价实的探索。管理和评估者总在引导似乎有一个适用于所有高校的教学质量标准，只看重在标准教室中进行的授课，但各专业的教学人员总觉得教学会因专业形成差异，并普遍呼吁高校的教学应该灵活多样，特别要加强实践、研讨、实验、实习类课程的分量。

高校的专业教学所对应的内容，既要体现专业特点，又要涉及与专业相关的诸多未知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固定的一本教材显然是不能支撑高水平教学的。前些年，有关高校教材的系统性问题、专业性的学术著作能不能作为教材，以及大学生自主专业学习缺少时间保障（仅有一年多）的讨论等，曾引起特别的关注。而在这些问题内集中体现的是，对高校教学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出现了认识上的混乱。

根据中外高校专业学习的传统和基本经验，大学生的学习是需要有主动精神和自由空间的。与之配套的教学方法，应该以因材施教、合作学习、知行合一、学会学习、教学相长、自主建构、开放交融、以人为本、激发兴趣、思维辨析、感悟体验等为重要的原则指导，而不是将大学生、研究生死死地拴在教室里和书本上，把教师教学的兴奋点集中于完成任务。

与大学前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标准化的知识技能教育不同，高校的教学应把学生看成可以平等对话、可以赋予责任使命、可以进行专业交流的成人，而不是时时、处处、事事都必须由学校和教师替其做主和思考的孩子。为此，对于进入到高校的学生，应该知道什么是大学，了解大学的学习与高中的学习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在这一认识方面出现偏差和混乱，则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一大批学生即便学完了高校所有的规定课程，也不清楚如何完成从高中向大学的过渡，其自主学习的潜能与活力也难以激发出来。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有不少人认为大学教学质量的滑坡和下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必然现象，因此很难意识到中国的高校教学确有提升质量的巨大空间。很明显，我国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还没有被普遍调动起来，教学问题在高校还没有认真受到重视。不仅缺少国外一流大学近年来不断加强的教学指导实践，在全国统一的高校教学奖励方面也罕见一线教师的身影。如近年来教育部评选的高校教学成果奖，有一半以上都由校级领导获得，最高时该比例达到70%。

参与科研是高校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在国际上许多高校都有几年一次的科研假，大约占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教师在教学相长中积淀的思考能有相对宽裕的时间消化整理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探索成果，而不是每年都为科研成果定指标，促使大量的学术垃圾滋生。既坏了科研风气，也污染了正常的教学，将正常的科研促教学扭曲成为科研的“大跃进”。

高校的教学属于面向成人的教学，完全不必过于精致和不留空间，更不必纠结教师的所教是不是突出重点、是不是围绕教材、是不是围绕标准答案，应使教学双方都有自主探索的余地。因为古今中外的大学，所教授的内容不仅是高度专业化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要探索的未知领域。故而，在指向同一专业问题时，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判断、多维思考，更不可用标准答案、一家之言将学习者的思想框死，窒息教学双方对话交流与学术活力。

(三)

高校的科研从本质上看是高校教学的延伸与副产品，而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高校在学术研究、科学研究、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的确不容忽视。通常，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教然后知困”的激励，也会在所教专业的发展前沿中得到诸多的信息刺激，并激发出创新探索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高校教师积极参与专业研究，也使高校教师成为中国科研领域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思维最为活跃的科研大军。

但是，近些年来高校科研中出现的许多既不合惯例，也不合常识，还败坏科研道德的怪相，极大地销蚀了高校科研的效果与价值。比如，教授变成了老板，随意将学生变成廉价劳动力或侵吞学生的研究成果；科研成果的评价无视行业专家的判断，将评价权完全交予政府主管部门或各类报刊杂志，甚至是国外的行业期刊，形成了不良的、被极度扭曲的评价怪相和权力寻租、报刊经济。对于国家大量投入的科研费用，评价的标准仅仅是写出结题报告。至于是否有社会和经济实效，是否违背科学规范都很少有人问及。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仅依据国外某学者的一家之言，用中国的材料去填充或附和，更有甚者受某些利益集团的驱使，丧失科研工作者的良心，对学界和大众进行了肆意的误导，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出现了不少误区与偏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常科研批评的缺失，使得科研风气持续走偏，争名夺利、关系学术、迷信权威、打击质疑、将正常的学术争鸣视为个人恩怨。这些早已被中外学术界鄙夷唾弃的不良学风，在学术界却大行其道。不仅极大地制约了高校科研的正常进行，也对后来的研究者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高校不是学衙或学店，研究者耐得住寂寞和敢于挑战，才会产生真知灼见。为此，高校既要鼓励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也要努力营造适宜科研的氛围与学校文化。尤其不能仅醉心于从外校挖人、从国外请人，而冷落了在本校坚持教学科研的大多数教师。时至今日，还未有一所大学所有的专业或学科都是一流的，也没有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是靠买成果、买人才真正强大起来的。因为高校真正的质量和水平最能反映该校独特的办学理念，体现该校独有的大学精神，体现该校敢于挑战世界性难题，而不仅是因为有了多少知名教授和多少某项研究成果。

中国高校的办学类型，不管是综合性、专业性还是地方性或职业性，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绝不能只认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模式而迷失自我。所以，“双一流”的高校也不能仅有一个标准，而需要有分类指导的发展指标和科研要求。

(四)

高校的基本功能既然不能偏离教学和科研，则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就应该是高效管理的首要原则，也是高校能否成为“双一流”的关键所在。自从中国高校的自主性受到关注、高校陆续确立学校章程以来，相应的服务意识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师生参与学校发展决策的力度与频次也在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改善还是初步的、处于探索过程中的，因而，必然会存在不少生硬和僵化的现象，需要及时警惕和觉悟，并加以改善。

比如，目前在多数高校都运用了高速度的计算机和各类先进的工具软件，但高校的教师与研究人员还是普遍反映，中国高校的会议多、需要不断反复填写的表格多、陷于非教学和科研的事务多、教学和科研行政组织或学术权威干预多，极大地伤害了大多数教师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也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科研过程。在这方面，不仅国外有许多可鉴的做法，中国过去的高校也有不少有益的经验。其具体的做法就是设置专门的服务岗位，专门为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方便，减轻他们非教学、非科研方面的繁琐负担。

除此之外，高校还要有意识地担负起引领社会的责任，尤其不能被动地被社会尤其是商业所裹挟，沦为其附庸和追随者。真正“双一流”的大学，要能旗帜鲜明地给本校师生精神上和各方面的引领与支持，不随波逐流、不趋利媚俗、不消极应付、不朝三暮四、不谈玄欺世、不规避责任。只有如此，高校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发出来，高校的师生才会有对本校精神和文化的高度认同，进而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更多的用心与投入，使高校追求“双一流”建设的设想有更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精神引领。

我们基本认同“向管理要质量”的说法，就应该多审视因管理不善、制度缺欠、立场不明引发的高校质量问题，而不是纠缠于一些发展过程中的枝节或不足，只埋怨师生的觉悟或奉献精神有问题。要相信一所高校的良性制度和文化是有巨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不仅能引领学校走向辉煌，也能成为社会学习的典范，而这正是“双一流”建设更应追求的目标。